美国猪肉产业政策评述(下)

2015-02-10 11:22:18   《中国猪业》 浏览量:117
 2.2空间布局政策

  生猪养殖产业需要大量耕地和水等要素的投入,美国的玉米种植带一直是该国的生猪养殖主产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提高,区域分工模式逐步形成:美国北部各州的生猪产量逐渐下降,而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和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州生猪产量则急剧扩张。非传统生猪养殖地区生猪养殖规模的急剧扩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合约养殖模式的推广。

  猪肉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企业订立委托代养合同能够降低与调查、协商、转让有关的交易费用,减少两类企业之间猪肉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加强猪肉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协同性,降低生猪养殖企业和猪肉加工企业的经营风险。委托代养合同有助于增加美国猪肉产业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物资资本投入,扩大经营规模,并降低生产成本(McBride and Key,2013)。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于1997年8月开始实施一项州法案,暂停规模在25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的建设(North Carolina General Assembly,1997)。该法案旨在给予当地政府充分的时间进行区域规划,调查合约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寻找废物处理的替代技术。与此同时,西部的州郡却因为开阔的地域、相对低的人口密度使得处理生猪养殖产生废物的成本较低。2004—2009年期间,北卡罗来纳州依然实行暂缓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的政策,而爱荷华州的生猪产业却乘机扩大规模,取代了北卡罗来纳州生猪企业的部分市场。在此期间,爱荷华州的生猪存栏量增加270万头,增长率为17%(McBride and Key, 2013)。

  2.3技术研发支持政策

  美国的猪肉产业技术研发工作主要由大学和大企业内的研究中心承担。大学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州政府拨款,其次为联邦政府拨款。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进行支持,使得美国猪肉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猪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为猪肉产业内整合及结构性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有关2013年美国农场法案的预算报告指出,2014年联邦政府对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的预算支出为4 100万美元,2018年该项支出将超过1亿美元。2014—2018年五年间总计支出将达到3.94亿美元,年均7 880万美元。

  美国的猪肉产业因此在疫病防治、遗传育种、人工授精、营养健康管理、栏舍与环境管理等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先进的猪肉生产和加工技术也提高了猪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

  2.3.1遗传育种

  美国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统(STAGES)于1985年由美国农业部、普渡大学、美国约克夏俱乐部和美国猪肉生产协会共同出资成立,目前由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SR)利用系谱登记费用的资助维持日常运营。STAGES主要业务包括系谱和生产性能登记、品种改良等。美国猪的育种主要致力于繁殖力、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胴体质量的研究[9]。育种公司在品种、品系的选育中,每年进行数以千头的个体测定,他们采用DNA探针来测定应激反应基因,淘汰带有应激基因的种猪,有效地加快生长速度、提高屠体(即猪屠宰、放血后的躯体)质量。

  2.3.2疫病防治

  美国农业部分析结果表明,疫病防治对美国猪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是决定美国猪肉产业生产效率的最重要要素之一。2011—2013年期间,联邦政府用于生猪健康项目的财政支出达到7 200万美元,其中包括生猪养殖生产过程中对沙门氏菌和传统猪瘟病毒的控制研究。

  2.3.3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优秀公猪,增加与配母猪数,加大公猪的选择强度,加快从核心群到肉猪群的遗传改进速度。2009年美国仅有20%的生猪养殖场使用了人工授精技术,但这些生猪养殖场的产量占美国生猪总产量的84%。

  2.3.4环境保护政策

  生猪规模化养殖把猪饲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传统的养殖方式把动物的废料作为肥料返回到土地,而规模化养殖废料只能存储在泻粪池中,就地使用或运输到邻近的地方处理,这会导致土地对养料难以吸收,地表水中氮磷超标、水体的富营养化及污染,并造成土壤及水体的重金属污染,以及产生对抗生素有免疫力的细菌[7];为此,美国政府制定并采取了以下环境保护政策。

  (1)制定法律约束

  美国目前主要依据净水法案(Clean Water Act,CWA)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CWA要求规模化养殖厂要制订全面的肥料管理计划,养殖企业必须要有符合联邦标准的存储和处置肥料的计划,包括适当规模的土地来处理肥料、符合气体发散限制的指导方案和确保氮磷最低流失率的控制措施。生猪养殖企业需要将此做成文件并报告给环境保护组织的监督员。美国环境保护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2014年7月期间,违反CWA的企业处罚案件共计75件,处罚金额达到9 173万美元,处理结果要求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污物处理设施。

  (2)进行环保补贴

  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规定,生猪养殖者可以自愿参加补贴申请。在生猪养殖者采取环保措施后,政府通过事后的环境评估,提供以下两方面的补贴:一是分担环保工程措施实施成本的75%;二是激励补贴,主要是通过补贴,鼓励农牧民的生产活动达到政府的环境标准。根据2007年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部门的数据,包括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等在内的18个州共申请建造了36个沼气工程项目,可处理超过51万头生猪产生的排泄物。由于沼气工程建造周期相对较长,建造成本高达3 410万美元,按照“环境质量激励计划”提供环保工程设施成本75%的政策规定,联邦政府对生猪养殖场沼气池的补贴超过了2 500万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净水法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猪的养殖成本,但“环境质量激励计划”对生猪养殖场的补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废弃物处理成本。从长期看,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能够督促养殖场改进养殖技术,提高污染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有利于猪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保证生猪健康、提高猪肉品质也有积极作用。

  3美国猪肉产业政策的可借鉴之处

  我国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2013年猪肉产量为5 493.03万吨,消费量为5425万吨。按猪肉15.12元/kg的均价计算,2013年我国猪肉产业的年产值达到8 130亿元。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比重超过62%,是我国重要的肉类消费品种(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为促进生猪产业发展,2012年我国继续实施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规模化标准养殖场(小区)建设等扶持政策,共投入104.49亿元资金扶持生猪产业。其中,为稳定基础母猪生产能力,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28.92亿元,共补贴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4 781万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投入资金6.56亿元,补贴母猪1 640万头。同时,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继续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共发放奖励资金35亿元,奖励大县数目达到536个。2012年继续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投入25亿元,共改造生猪养殖场8 077个(2013年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

  然而,相对美国生猪产业,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以及生产技术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够成熟,我国生猪产业链节点企业收益不均。我国应该结合国情,借鉴美国生猪产业政策中的有益部分。

  3.1促进规模化养殖,调节利益分配

  我国当前的生猪产业链中,生猪养殖者和屠宰场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对生猪价格的定价权是不一样的。近几年为打击私屠滥宰而强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后,屠宰企业对区域内市场供求、价格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养殖环节承担了整个产业链中最大的疫病风险;同时,一旦遇到价格波动,通常也是养殖户承担所有风险,如2013年全国生猪养殖企业每出栏一头生猪亏损200~300元,而定点屠宰场屠宰一头生猪平均的盈利在500元左右。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国生猪产业链内生猪养殖和屠宰环节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养殖户盈利困难[10]。

  我国应鼓励各地发展生猪养殖的龙头企业,支持规模化养殖,形成纵向合作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与养殖环节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大对育种及人工授精等技术的投入,提高生产水平和生猪品质;同时提供无害化处理技术的支持,减小规模化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符合设备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解决定点屠宰场垄断价格的问题,实现生猪产业链内的利益调剂,提高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11]。

  3.2维持肉价稳定,保护养殖者利益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造成生猪养殖户损失的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所以维持猪肉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可由政府牵头,构建加工企业、基地、养殖户、市场产销紧密结合的联结体系,以市场需求确定生猪产量。应推行“订单养殖”生产经营模式,为生猪走向市场建立长期而稳定的销售渠道,以此规避传统模式滞后性带来的风险,较好地保护养殖户的利益。应加强生猪生产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和生猪市场价格的预测、预警等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猪市场信息统计监测制度,指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应完善冻肉储投机制,合理调控生猪市场的供求关系,扩大生猪活体,尤其是冻肉的储备规模及能力。可借鉴美国的补贴措施,对生猪进行直接补贴,弥补猪肉价格下跌对生猪养殖户造成的损失。

  3.3突出重点,优化产业区域布局

  根据2008—2015年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将我国主要生猪产区分成以下四个优势区:沿海优势区、东北优势区、中部优势区以及西南优势区。四个优势区在各自具有生产优势的同时,也都存在制约生猪产业发展的短板。对优势区进行扶持时,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根据优势区各自的特点,突出扶持重点,以求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

  西南优势区中如四川、重庆等省市身居内陆,交通不便,生猪输出成本高;饲养管理水平不高,规模化程度较低。同样面临运输成本问题的还有东北产区。中部优势区中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由于气候因素导致猪病较多,且由于运输频繁,疾病传播快,疫病防控难度较大。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产区,虽为我国水稻主产区,青绿饲料资源丰富,但玉米大豆饲料原料供应不足,需从北方调入,饲养成本高;同时也因运输频繁,疫病控制难度较大。

  因此,针对运输成本较高的西南和东北地区,应通过对物流行业的补贴间接降低其运输成本。而受疫病影响较大的长江中下游和中部优势地区,在加强控制疫病传播途径的同时,加大对疫病防治的投入,对疫病扑杀造成的损失,给养殖户一定的补贴,分担其部分疫病风险。东北优势区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3.51%和41.15%,是全国生猪饲料原料最为丰富的地区,但其猪肉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9.20%,与其所拥有的饲料资源不匹配;应继续鼓励东北生猪优势区发展生猪养殖业,加快“粮变肉”的步伐。

  作者简介:陈中彬,男,福建龙岩人,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国际贸易陶红军,男,江苏射阳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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