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为三农是一根红线，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好三农问题，和谐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笔者想说，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果，解决三农问题是最根本的“因。如果人力、物力、财力是有限的，那么更多的资源应该投入到最根本的“因上去。
在今年的两会上，分量最重的话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都见仁见智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建议。人多自然力量大，建言献策涉及经济的、法制的、社会的，不一而足。
其实，不管一个社会究竟要如何和谐，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全力消除不和谐现象。可要解决问题，总会有无数的好建议、好办法，只有找出一个核心，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解决其他问题。
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精力也终归是有限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最根本的“因”。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的“因就是三农。
中国的经济社会今天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矛盾问题：速度与公平，或者说发展与效率的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共同富裕，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核心。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自然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解决了三农问题，有更多的相关问题也可以随着迎刃而解。
本报两会期间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出了“中国民营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之十大关系系列报道，其实，这十大关系的和谐不和谐，大都和三农有关。
比如民企的市场准入问题，其中有一点是真正的民营银行难以出现。涉及到三农就是：要真正解决农民、农业的融资难，必须要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中小民营银行来提供金融服务。
再比如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近年地方上的重化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导致了部分行业过热，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经济这样的增长方式对三农不利。
广大农民的增收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农产品价格机制理顺，二是转移到其他产业领域成为新的产业工人。中国这样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才能得以消化？问题绝非是多少个重化工项目可以解决的。
如果转变重工业发展道路，一方面继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一方面发展可以大量吸纳劳动者的服务业，这样在解决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可以解决上述资源紧张、经济波动的不平衡问题。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让更多的劳动人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让这些人直接参与到第一次分配中来，缓解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与员工关系的问题。大面积“民工荒的恶果，一是想发展的企业失去了劳动力资源，二是想挣钱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因此重庆力帆的尹明善跟记者讲，民企老板要讲“厚道，“私营企业既然是全体员工共同创造的，员工和企业主就同样可以享受企业的财富。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上，企业老板必须重视劳资关系，要支付“和谐成本，给予产业工人合理的劳动收入分配，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城打工，解决农村的增收问题。
为了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扶贫道路，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工商联已在毕节这块土地上付出了十多年的努力。办教育、上科技项目、修路、搞煤炭产业、修发电厂、劳务输出，各种办法全使出来了，让人感到扶贫出了成果，农民有了享受和谐社会的基础。笔者有一些想法：贵州省毕节这个试验区在接受扶贫上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以想到的办法都在这里试过了，这些都是好事情，毕竟农民都得到了好处。但是，毕节扶贫试验区的试验性体现的还并不充分。
比如有一个病人，医生给他开了一百服良药，结果病好了，你说哪一服药是最为关键、最为管用的呢？如果病人穷得付不了高昂的医药费，只能吃一种便宜药，你说应该给他吃那一百服药中的哪一服呢？解决三农问题，也要找出最根本的“因”，花最小的代价办一举两得的事情。
笔者不是医生，没有下药的资格，但是还是看出了一些门道。在毕节地区，有一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人组织了“招工扶贫，这就是花费小、多功能的药，因为它可以把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民工荒的问题对接，让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一举两得。不解决农民自生问题，扶助再多也不长久。 （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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